保供稳价持续推进 能耗双控限电升级
因为每次的话题,差不多都是从《中国哲学史新编》写作的进度开始,因此便很自然地谈到与此有关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一种自觉意识,这可以说是儒家的核心价值。后现代理性的批判,不过是揭穿了这个秘密。
因为这些都表现了生命的意义。这就是中国哲学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实现普遍的生命关怀,是人类生存的需要,也是精神境界的追求。孔子心目中的圣人是尧、舜,他认为尧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法天而行,唯天为大,唯舜则之[2]。只有尽物之性,才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正如荀子所说,山水土石之物有气而无生,树木花草之物有生而无知,飞禽走兽之物有知而无义,唯人有气有生有知又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人虽有心,却以天地之心为其心。所谓科学理性,是以科学认识与方法为特征的理性,求真是它的根本精神,知识具有最高价值。
尽管如此,在现代工业社会出现之前,生态问题虽然已经存在,而且不同文明遭到不同的命运,但是,并未形成像现在这样全球性的严重威胁。对待自然界的态度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儒家认为,天地生物是有目的性的,但又是无私的,不是有偏私的。第一层含义是,生的哲学是生成论哲学而非西方式的本体论哲学。
第三层含义是,生的哲学就是生态哲学,即在生命的意义上讲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事实上,运于无形之道是天,那苍苍者也是天。
中国哲学的宗教精神,除了敬畏天命之外,还表现在对自然界的感激、报恩这一观念中。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民族、地区和国家,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解决生态问题的方式也不尽相同。西方文化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而在中国文化中则有在天地(自然界)面前,人与万物平等的观念。但是,在具体实现的过程中,又有差异性,即对不同类的物(包括人)有不同的方法。
后者则认为,自然界有一种内在的目的,也就是承认自然界有某种生命意义而不是机械的物理世界。这也就是恢复人类文化生命的连续性。如何解决德性主体与认识主体的关系,就成为如何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关键所在了。中国哲学与文化中的丰富的生态意识,虽然是以特殊的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是却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这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有重要贡献的,我相信,它一定能够走向世界。
长期以来,人类自以为具有无限的认识能力,对自然界无所不知,并且肆无忌惮地进行控制和掠夺,现在果然受到惩罚了。在一定层面上虽有内外、主客之分,但从整体上说,则是内外、主客合一的。
总之,人与自然界构成哲学层面上的双向互动关系。从孔子、老子开始,直到宋明时期的哲学家,以至明清时期的主要哲学家,都是在生的观念之中或者围绕生的问题建立其哲学体系并展开其哲学论说的。
这时,人又是作为认识主体出现的。中国哲学与情感主义伦理学都承认,伦理是由情感决定的,但由于对情感有不同理解与界说,因而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是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主宰者。任何现代化的社会,都不能脱离我们这个地球,如果不是爱护和保护地球,而是毫无顾忌地进行掠夺与破坏,将自然界的一切资源消耗殆尽,那么,所谓现代社会就只能变成空中楼阁。这是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实现整体和谐的最高境界,也是人的价值的全部实现。中国哲学所说的情感,是指人类共同的、具有道德意义的情感,无论道家的慈,还是儒家的爱,都是一种自然的又是具有道德意义的情感。
自然界作为生命整体,当然是有内在目的的。自然界的奥秘是人类永远认识不完的,人类没有理由在自然界面前摆出一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姿态,更没有资格以主人的身份凌驾于自然之上,对自然界进行以满足物质欲望为目的的掠夺。
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切资源和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人以内在德性和神圣使命,要在实践中实现生命的最高价值——与天地合其德,而不是满足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工具理性。
在西方哲学中,也存在两条发展线索,即自然主义线索与自然目的论线索。由此发出来的爱,必须扩充到同类亦即他人。
但是,人们对于这一理念的理解并不相同。人之所以要敬畏天命,就是要时时警惕自己的行为,不要自以为无所不能,对自然界造成破坏。有了这种宗教情感,就会自觉地爱护、保护自然界,而不是任意去掠夺和破坏自然界。其所以能够如此,是由于人与万物是一气相通、一理相贯的,也就是说,人与万物是生命相通、息息相关的。
仁民与爱物也有不同,但是,仁的本质也没有变化,即都是出于一种生命关怀与爱。所谓生的目的性,是指向着完善、完美的方向发展,亦可称之为善。
由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性精神,确实赢得了伟大胜利,造就了一个现代社会。中国哲学生态观或中国的生态哲学,究竟是特殊的还是普遍的?是用特殊主义的方法还是普遍主义的方法去对待、去处理?这是很多人会提出来的问题。
其中就包含着自然界对人有惩罚这个意思。我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个案式的研究,即带着问题意识,重新解读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著作,从中发掘出长期被忽略了的问题,揭示其精神意蕴,以理解的方式说明中国哲学何以是深层次生态哲学。
启蒙运动崇尚人的理性,建立了理性的法庭,用以审判一切与之不相应的文化,中世纪的宗教文化首当其冲。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情感理性不仅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普遍的伦理关系,而且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伦理关系,自然界成为人类伦理的重要对象,人类对自然界有伦理义务和责任,而这种义务和责任,是出于人的内在的情感需要,成为人生的根本目的。德性主体即价值主体,对自然界承担着崇高的责任和义务,包括对自然界的依恋和敬畏,有一种出自内心的爱。不管有没有后现代主义(有人认为,如果承认有后现代主义,就要承认有后后现代主义,以至无穷),它所揭露出来的问题确实是现代性的问题,也是现代性的话题,而且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1] 在西方,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提出自然界有内在价值的学说,与中国哲学生态观的基本精神有相契之处。
上古时代,天是上帝,天命就是上帝的命令。就知道爱惜自然资源,而不是无度地浪费和消耗。
但是,所有这些,同样具有西方文化的特点,特别是理性精神,其中包含着对自然界的无情的征服和宰制,是西方从基督教文化开始的人类中心论的进一步发展。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生命整体,人绝不能离开自然界而生存,同样,自然界也需要人去实现其价值。